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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古往今來的中外貿易中，沒有一種商品能像陶瓷一樣，與中國的國運興衰有如此緊密的關聯。這種英文名稱叫做“china”的手工業(yè)制品，無論是外在的形式，還是內在的文化，都對中國國際地位有著其他商品無可比擬的象征性意涵。透過千年以來的瓷器外銷史，中國自宋元以來的國家形象也在不斷變換。

　　早在唐代，陶瓷就已經作為新興商品，越來越多地被紛至沓來的西域商人列入運銷歐洲的貿易清單。在連接中國與西域各國的海陸“絲綢之路”上，華美的中國瓷器為貿易商賺取了豐厚的利潤。據《萬歷野荻編》記載，商人為了防止瓷器在陸路運輸中碰撞破損，用稻草包裝瓷器，塞進少量砂土和豆麥，灑上水使豆麥發(fā)芽，再纏繞膠固方便運輸，可謂煞費苦心。在《陶瓷之路》一書中，日本學者三上次男曾詳盡描述了中國陶瓷借助海路在上述地區(qū)廣泛營銷的盛況。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則在他的《東游記》中，對大唐帝國以造船業(yè)為基礎的物流遠程投送能力贊譽有加。

　　由此可見，世界各國追捧唐瓷，不僅僅因為它所蘊含的技術相對高超，更是因為它代表著一種整體上更為卓越和優(yōu)雅的東方式生存。當瓷器在中東各地的巴扎(即集市)和西方城邦的商店里大放異彩的時候，大唐“布國威于四方”的強大和自信，也已在世界各地民眾的視野中逐漸塑造成型。

　　盡管自北宋開始，中原王朝的影響力在北方游牧民族打擊下有所收縮，但這種內政格局的重新洗牌，并沒有立刻影響海外各國對于中國文化的推崇。相反，由于經濟重心自南宋以后的南移，中原王朝的經濟空間在逼仄中被迫向海外開拓。泉州等沿海地區(qū)替代長安等地，成為新的海外貿易基地。北方的磁州窯、定窯、耀州窯，南方的越窯和龍泉窯、景德鎮(zhèn)窯等地的產品也紛紛向泉州等沿海地區(qū)集散。為迎合海外市場需求，軍持、龍紋大罐、小罐等明顯帶有異域特色的外銷瓷也相繼出現。大型遠洋船舶修造和航海技術因此大行其道，中國文化借助陶瓷外銷傳播于海外的勢頭不但絲毫未減，反而有所加強。

　　瓷器領域的這種變化盡管微妙，但是反映了中華文明在變局中自我調整和適時變通的能力仍然很強。即便制陶工藝相對先進的日本和阿拉伯地區(qū)，也遠未掌握足以挑戰(zhàn)中國瓷器的燒瓷技術。宋瓷在海外市場上的這種優(yōu)勢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中國國際地位在宋代依然是不可撼動的。

　　元代以超乎前代的武功，使中華文明在保持對于亞非地區(qū)影響力的同時，更為切近地呈現在西方人面前。盡管“黃禍論”開始逐漸成形，但瓷器所代表的中華文化，顯然更令西方人敬畏。馬可?波羅在他的中國游記中不無欽羨地告訴歐洲人，“這里有最精美的陶瓷瓶和盤，無論大小都質量極佳。……它們從這里被運往世界各地，而且貨源充足，十分暢銷，只要花一個威尼斯金幣，你就可以買到三個精美絕倫的瓷碗”。

　　《馬可·波羅游記》對中國陶瓷的宣揚，既宣示了東方文化的神秘和博大，也刺激了歐洲人向東方劫掠和發(fā)展商業(yè)的興趣。正像一位西方學者所說的，“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，不是通過文字，而是由于那些淺色的瓷器，色彩飄逸的閃光絲綢，向他們展示了夢寐以求的美好生活的前景。”為了獲得東方的財富，從1498年開始，達伽馬等西方冒險家借助新航路的開辟，逐漸使地中海和印度洋貿易中心連接起來，而后者早已開辟了到達東方和中國南部的航路。這一新的世界性變局，使明清時期的中國首次遇到了區(qū)別于東方“藩夷”的敵人。

　　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、內部民變的蜂起和承平日久的腐敗，中國在這一時期的國力有所下降，統治格局也開始逐步收縮。盡管鄭和下西洋的航海盛舉確實有助于在東南亞和非洲“宣揚國威”，并且沿途以瓷器、絲綢等商品與當地諸國進行了物物貿易，但據說這只是明成祖朱棣打擊建文帝參與勢力、威嚇南洋藩屬各國的特殊方式。不但缺乏足夠厚實的社會經濟基礎，民間對外貿易也沒有隨之跟進。相反，針對海外貿易的“海禁”開始出現，不但三桅以上的大船被禁止制造和下海，原有海船也被改為平頭船，以便限制其航行大洋。因此，鄭和下西洋看似向國人示強，但從歷史上看，則是中國第一次向世界示弱。

　　不幸的是，在中國人忙于收縮戰(zhàn)略空間的同時，歐洲人卻隨著文藝復興運動和早期資本主義的勃發(fā)，進軍東方謀取暴利的愿望越來越強。對于阿拉伯人發(fā)明的三角帆的技術改造，使他們的武裝探險隊逐漸具備了越過西風帶接近中國沿海的能力。葡萄牙學者魯伊斯·費利帕·巴雷多激情洋溢地肯定了航海技術對于歐洲人的重大意義：“15世紀，全球科技、軍事及經濟大權仍掌握在伊斯蘭及華夏文明手中。15世紀起，尤其是16及17世紀，是歐洲向世界及上述霸主挑戰(zhàn)的世紀”。

　　1511年，葡萄牙攻占明朝的傳統屬國滿剌加(即馬來亞)。明王朝此時已無力以國家力量維持它與南洋各國的宗藩關系，沒有對滿剌加的求援給予任何回應，而是“對南洋取放任政策。結果在商業(yè)方面由國營恢復到以前的私人經營。在政治方面，南洋諸國復由向心力而恢復到以前的離心力”。相反，歐洲人“不但擁有武力，作有組織的經營，并且有國家的力量作后盾，得以進步，不到幾十年，便使南洋改了一個樣子。自然而然地替代了以前中國人的地位，瓜分豆剖，南洋成為歐洲人的殖民地。華僑寄居籬下，備受虐待和殘殺，中國政府不能過問。”明史學者吳晗認為，“這是中國史上一個大轉變，也是世界史上一個大關鍵。”

　　在葡萄牙、西班牙和荷蘭等國在中國周邊圍堵其貿易通道的同時，仿制中國瓷器、抵消其技術優(yōu)勢的步伐也在歐洲漸次展開。從17世紀開始，中國因戰(zhàn)亂而使瓷器出口量銳減，荷蘭的德爾夫特窯、德國的曼森窯和法國的塞弗爾窯開始仿制中國瓷器，從形制、風格到裝飾都幾乎達到了可以亂真的程度。甚至連日本人酒井田柿右衛(wèi)門也試制成功了原本中國獨有的彩瓷。盡管像法國思想家伏爾泰這樣的西方人仍然鐘愛中國瓷器，甚至自稱“只有用中國的藍花瓷碗，才喝得下巴黎送來的咖啡。”但更多的人已經開始選擇價格相對低廉的本國瓷器。中國第一次開始喪失在國際瓷器市場上的主導地位。

　　西方挑戰(zhàn)中國瓷器的能力，不僅與17世紀的近代科技成就有關，也是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對高效的反映。特別是隨著工業(yè)革命的到來，生活節(jié)奏不斷加快，更為方便耐用的金屬制品逐漸成為日常器用的主要選擇。來自東方的瓷器不再是彰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，而開始淪為貴族家庭里可有可無的裝飾和時尚。另外，工業(yè)革命所引發(fā)的民族自信，也使得中國概念不再被西方人追捧，反而使其回望中國時不無睥睨。在1793年來華要求中英通商的英使喬治·馬戛爾尼的筆下，中國的體制“恒久不變”，已經喪失了文明自我革新的能力，“任何進步在那里都無法實現”。

　　盡管馬戛爾尼的話不無偏頗，但也并非全無道理。因為時隔不足半個世紀，建立在農業(yè)和手工業(yè)基礎上的大清帝國就在鴉片戰(zhàn)爭中落敗于他的祖國。1840年，在英國議會就侵華問題而舉行的聽證會上，鴉片販子顛地把一只中國瓷瓶打得粉碎。他告訴那些在動武問題上舉棋不定的議員們，大清帝國就像這只瓷瓶，雖然高大而華美，但其實極其脆弱，不堪一擊。隨后，議會就以271票對262票通過了對華動武的提案。對于萬里興師的英軍而言，他們的使命已不再是像馬戛爾尼當初要求的那樣，讓英國商人自由地用白銀換取中國的瓷器和絲綢，而是要利用中國的原料，就地制成工業(yè)品賺取中國的白銀。以瓷器為代表的物產優(yōu)勢，終于隨著時代變遷而成為昨日黃花，就像大清作為“天朝上國”的驕傲和榮譽一樣。

　　不過，抵御外侮的多次失敗，并沒有使大清帝國很快打消對于中華固有文明的堅守。而列強的殖民統治，也使清廷難以邁開工業(yè)化的步伐。在晚清中國所參與的多次世界博覽會上，瓷器而不是工業(yè)品卻依然被清廷視為其文明成就的標志。

　　1851年，瓷器和屏風、椅子、象牙制品、琺瑯彩銅器作為中國成就，被擺放在英國倫敦世博會的中國館里。十五年后，寧波海關副稅務司的文牘李圭奉命考察費城世博會。他懊惱地發(fā)現，瓷器、絲、茶等手工業(yè)品是中國館主流展品，而“泰西物產之豐，國力之強”令人印象深刻，甚至連日本展館都比中國占地更多。1878年，清朝官員盛宣懷送展的59件瓷器等物品，除了賣出去1件瓷器和3個木架外，其他的全部都“完璧歸趙”，洋人根本無人問津。而事實上，在兩年前的美國費城世博會上，中國瓷器還曾經是搶手貨。

　　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覽會或許更能說明中國的國力之弱，因為與會的來賓驚奇地發(fā)現，中國館里展出了一幅中華圣母陶瓷像，而扮演圣母瑪利亞的人，竟然是4年前支持義和團打擊歐美傳教士、挑戰(zhàn)西方霸權的慈禧太后。從打擊洋教到為自己塑造基督教形象，慈禧的變化，可謂是一種在西方打擊下國運日衰、全面敗退的政治隱喻。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，原本為中國文明象征的瓷器，竟然被英美兩國作為對華戰(zhàn)爭戰(zhàn)利品而陳列了出來。美英兩國陳列中國瓷器的堂而皇之，不僅是對中國文明專屬標志的剝奪和消解，也集中體現了中國在晚清時期的徹底沉淪。

　　令人欣慰的是，晚清中國在西方經濟殖民過程中逐漸萌生出了自我革新的意識。按照西方模式重新為中國傳統產業(yè)洗牌，成為“實業(yè)救國”浪潮的主流呼聲。在圣路易斯博覽會上，中國茶磁賽會公司送展的景德鎮(zhèn)瓷器124箱，盡管不足以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，但該公司以股份制為主的運營模式，卻是傳統陶瓷業(yè)在外力逼迫和示范下與現代經濟接軌的可貴嘗試。

　　結束了晚清民國的政治紛亂，中國制瓷業(yè)因此具備了更為良性的發(fā)展環(huán)境。人民共和國的腳步雖然不無蹉跌，但其基調卻是越來越穩(wěn)健的。當經驗科學開始讓位于現代科學，家內傳承逐步向技術教育過渡，制瓷工藝開始在新的教育體制下生機勃發(fā)，出產精品、珍品的速度和規(guī)模也絕非民國可以追比。借助著現代物流和信息流的快捷高效，典雅的“青花”開始越出盛開在更為廣泛的普羅大眾中間。而現代產業(yè)制度的推力，也使得陶輪飛轉，“china”(瓷器)再次與“China”(中國)一起，在國際競爭中呈現出一騎絕塵的發(fā)展態(tài)勢。其實，在壓力下轉圜，在困局中變通，原本就是中華文明連綿不斷的緣由。（文/王守謙）

　　陶瓷業(yè)如是，中國亦如是。

　　(作者系河南師大教授，歷史學博士，主要從事能源史研究，《第一財經日報》和《能源》專欄作者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