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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在房價膠著、敏感的年代，特殊人群的“特殊化”住房分配，總是會引發(fā)社會輿論的高度關注。

      最近，又有一些部委和央企的“內部建房”、“福利分房”計劃被推至輿論監(jiān)督的前臺：國家電網下屬企業(yè)安徽省電力公司集資建別墅，內部售價僅為市價的四成；央行蘇州支行一個集資別墅項目，因員工嫌其“位置偏僻”，欲加價轉售他人，卻引發(fā)后者維權訴訟。

      此前，卷入福利房、自建房輿論紛爭的，還包括農業(yè)部、住房和城鄉(xiāng)建設部、國家海關總署等多個部委，以及中石油、中鐵建等央企，甚至像清華大學，也因被曝光“5000套”自建房計劃而“斯文掃地”。

      自1998年國內實行住房制度改革以來，福利分房、集資建房在制度層面已被明令叫停。但在現(xiàn)實中，各類為政府公務員、行政事業(yè)單位和國有企業(yè)職工等“特殊群體”提供方便的住房“自保”計劃，從未停止過。尤其是自2007年房價大幅飆升、全社會驟感“居之不易”以來，“特殊人群”住房福利的“部門化”沖動愈發(fā)難以控制。

      目前，這種沖動已向地方發(fā)展蔓延。“特殊群體”住房政策的混亂無序，正日益成為吞噬社會“住房公平”的制度漏洞。在一些城市，保障性住房建設計劃中夾雜了定向分配給公務員和國企職工的“限價房”，擠占普通百姓的住房保障機會不說，還享受低于同地段商品房30%的“特價權”。其背后實質，是權勢部門以“自有土地”的名義免交土地出讓金，侵占社會公共資源，謀取部門私利。

      若任由政府公務員、央企等權勢部門不受約束地享受住房保障的"優(yōu)先權"和"特價權"，則勢必會促成一系列不良后果的出現(xiàn)：其一，扭曲中央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民生本意；其二，滋生腐敗，敗壞綱紀；其三，形成新的社會不公，為社會安定埋下隱患。

      鑒于住房已成當前中國最大民生問題的現(xiàn)實，一旦住房保障"部門化"傾向無序蔓延，則可能會侵蝕過去20多年來住房制度改革的成果，使剛剛規(guī)劃起來的住房公平基本面遭遇瓦解；同時，“福利分房”的歷史逆流還可能會沖擊其他改革領域，令"改革目標部門化、部門利益政策化"的讖語不幸成為現(xiàn)實。

      世界各國經驗表明，“特殊人群”在住房問題上享受“超國民待遇”，往往會極大地加深公眾對政策正當性的誤解，直接誘發(fā)階層對立。歷史上，一些國家曾因公務員住房問題處理不當，而引發(fā)過強烈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。教訓不可謂不深刻。

      目前，各國對公務員等“特殊人群”的住房政策大體分兩類：一是將其“計劃單列”，自成體系。代表性國家如日本和韓國。日本政府為高級別公務員提供免費住房，對一般公務員則提供低租金的“國家公務員宿舍”。但實踐證明，過度強調公務員住房的特殊待遇和優(yōu)先權，往往會受到公眾的強烈質疑和挑戰(zhàn)。

      另一類模式是將公務員住房政策與城市公共住房政策統(tǒng)一、融合。實踐中，這類模式很少遭到公眾的尖銳批評和指責。代表國家如美國和新加坡，其沒有專門針對公務員群體的住房政策，而是將低收入公務員家庭納入城市總體住房保障計劃，與各類低收入群體一并安排解決住房問題。

      對比之下，當前我國公務員、央企等“特殊人群”的住房政策還存在一定的模糊性。亟待下一步規(guī)范和完善。

      首先，自1991年，我國曾確立相對獨立的“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住房政策”，刻意強化了這類人群住房政策的“特殊”一面，使其過于依賴“體制內”，與城市公共住房政策的兼容性相對不足。這為日后住房福利的“部門化”沖動埋下伏筆。

      其次，對于央企、國企的“部門化”住房“自保”傾向，這些年來政策層面未能及時遏制，令其始終處于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態(tài)——自1998年房改之后，雖有明令禁止，但“福利分房”依舊。

      至于地方公務員的住房政策，則更為混亂：或“計劃單列”、秘而不宣，或掩蓋在城市公共住房政策之下，行“與民爭利”之實。在保障對象的遴選資格、保障房的建設標準方面，更是久被輿論詬病。

      當前，遏制住房保障“部門化”的歷史回潮已成當務之急。這將直接關系到中國保障性住房政策的順利推進。而要制止住這股沖動，端賴于科學合理的制度補漏。借鑒各國經驗和教訓，在對待“特殊人群”的住房問題上，關鍵是守住根本性原則：將“特殊人群”的住房需求控制在合理、合法、合規(guī)的范圍內，統(tǒng)一納入城市公共住房政策，與社會公眾的住房保障同時、同步推進，堅決維護“人人享有住房權”的社會公平基本面。